这周一下午四点，我还在武汉，正走在从武汉同济医院到协和医院的路上。

 几天前，在武汉协和医院，因大面积心梗抢救无效死亡的病人陈秀兰，其大儿子陈金侠在和保安冲突，保安受伤，其中一个保安现还在ICU.

 去同济医院后院的医学院，是要找一个目击协和医院医患纠纷的实习生，他的姓名，年级和学院都知道，但临床医学人数的庞杂，居住的分散，没找到。于是，我想去协和心内科试试运气，说不定他今天会在值班。

两个医院都是武汉的顶级三甲医院，离得不远，走路半小时，要穿过一条混杂着小商店和小吃的路。

买了一个新疆人烤的饼，边走边吃，穿过中山公园，协和就快到了。公园内有五六个人站在石头上发表演讲，驻足停留，是卡耐基成功学的拥趸者，在公开场合练胆。

我羡慕他们，有信念、希望、慷慨激昂和生机勃勃——即便略微有些荒唐。

十分钟后，来到一墙之隔的协和医院内科楼，进大门，穿过门口保安的目光——一星期前，内科楼病人家属和保安在十四楼的冲突，使大楼充满了不安全感。

等电梯，电梯的数字停留在16层，电梯前也有保安，使等待时间愈加漫长。他一直看我，我一扭头，发现电梯对面有一个小卖部，门口摆着包装好的鲜花。走过去，买了一束艳粉色的花束，包装纸是嫩绿色的，很抢眼，但我知道它可以掩护我。

抱着花束站在挤满的人的电梯里，人们看我怀里的花，它像一个隐身符，隐去了我的身份、目的和因此而来的慌张。

十四楼到了，有穿病号服的病人在心内科门前的椅子上，攀谈，得知死者陈秀兰住院期间的那次停电。他说，那天确实停电，本来在病房里看电视的病人们走了出来。他还听到，监护室的医生焦急的给院办打电话。“病人家属跟医院闹，肯定不是无缘无故。”他下了如此判断，我追问，他又说了一个在病人间流传的“专业”判断：“大面积心梗怎能做心脏造影？这是损害型检查。”说完，他闭目养神，我无从判断真伪，唯一可判断的真实是，在他眼里，医院是恶魔。

（以上引用病人的话，是说明病人的情绪，并不代表认为病人的判断是真实的。）

隔着玻璃，看到心内科护士站几个护士在忙碌，玻璃门上一张“门已坏，小心推”的纸条预示几天前这里曾有一场恶斗。保安受伤，其中一个保安现还在ICU.我推门进去，问那个实行生在不在，一个护士抬头说：他不在。

这个实习生，是最先发帖描述这一争斗的人，他在微博上和我们曾有互动，但后来几天，他迅速删贴，并将和他曾联络过的媒体人，拉进了黑名单。现实中的我也像进了“黑名单”一样，和他之间，隔着一句得不到答案的“为什么”。

半个小时后，我在医院里漫无目的的游荡。脑海里不断闪着”心脏造影“的词汇，其间，给死者家属打了一个电话，他们告诉我，复印的病历拿不到，心内科说原件已封存。我知道即便原件封存，复印件也该拿到。死者大儿子陈金侠的妻子，在电话里，让我问派出所自己的丈夫何时放出来，前一天的早上，在陈秀兰火化前，她也曾给我过电话，有过同样的请求，得知无望后，崩溃大哭：”连最后一面也见不到了，为何这样！“

后来几天，得知职业医闹并不会和医院直接暴力冲突，暴力的代价大，且最终也拿不到赔偿。进行暴力的，患者家属居多——因为他们确实认为医院是欠他们的。

最后，走到了医院的值班室，有一个保安在，怀里的鲜花也在，把这束花给他，让他转交给在ICU的保安。他高兴的接过来，和我聊了半个小时。这半个小时，问到了一些有用的安保情况。

临走的时候，对保安说，一定要将这束花转交，这束在我怀里呆了一个半小时的花，依旧鲜艳。或许第二天，它会继续盛开在被打保安的床头，或许，它也许就枯萎在医院值班室里。

只是送花的这个人，除了“打医生总是不对的”这个判断之外，已做不出更多的判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