媒体和医生，仿佛处在两个玻璃罩子中，相互隔绝；敌意的沉默背后，是无知和无奈

　　9月15日，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徐文被患者连砍17刀，血洒门诊楼；9月21日，武汉协和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室被患者家属纠集多人闯入，院方十余人受伤入院。

　　医院和医生，是血案的受害者，但他们无一例外都不愿意对媒体作出正面解释。站出来说话，也许能迅速澄清社会对他们的误解，但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他们都不愿打破沉默。采访变得很艰难。

　　也许他们已经对社会的误解习以为常，不愿再费口舌；也许他们已经把媒体，看成了天然的对立面。

　　对媒体的误解，是确实存在的。在医生们的经验系统中，媒体对医患纠纷的报道，缺乏基本的公平。当把媒体看成异己力量时，他们会本能地选择沉默；并且，从这沉默中，我读出了敌意。

　　北京同仁医院为徐文祈福、罢诊的那个上午，我赶到现场。听说我是记者，一个医生说：“这件事（徐文被砍）也有你们的责任。”另一个医生小声说：“这个时候，媒体怎么不来了？”

　　我无言以对。我无力代表媒体；我也没有必要解释，就在罢诊发生的同时，我已经通过手机，同步发回信息，很快财新网就作了报道。只是，稿件在存活几小时后，再点链接，出现的是“此页已删除”。

　　仅仅两天后，9月21日，同仁协和医院血案发生。9月26日下午，在武汉协和医院宣传科，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，接到领导的指示后，像一个复读机一样，反复对我说同一句话：“警方在处理，处理期间我们不方便说话。”十分钟前，她“复读”的是另一句话：“我们领导在出差。”

　　媒体和医生，仿佛处在两个玻璃罩子中，相互隔绝；敌意的沉默背后，是无知和无奈。

　　是哪一种力量，不仅阻止媒体，也让医院的医生封口？——也许，这才是最深刻的悲哀。

　　我知道，武汉协和医院的宣传科，将是我采访的最后一站。按照采访突破的定律，希望不大的放在后面。理性上这是合理结果。但是这次，真的有点难过。

　　9月26日下午2点，从协和医院宣传科出来，我在武汉协和医院门诊楼前的马路沿上，坐了半个小时。

　　在离开宣传科大门的一瞬间，我看见刚才给宣传科女孩留电话号码的小纸片，被风吹到了地上。我预感她不会捡起来；就像在留号码的一瞬间，知道我并不会接到来自医院的电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