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黑暗不能驱除黑暗,只有光明可以做到;仇恨不能驱除仇恨,只有爱可以做到。”这句马丁路德金的话，被写在了南加大通报遇害教授追思会的文字前面。

“是的，他（疑犯）很懒，也有躁郁症倾向，但他有暴力倾向吗？残忍吗？心狠手辣吗？不，他很聪明，很有幽默感，他总是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去重构这个世界。我们有过很多深刻的交谈。”——疑犯David的同学在惨案发生后写道。

周一，天气忽然变冷，穿了黑色大衣去上课。虽然已十二月，冷和黑衣服在加州还是极为罕见，一年四季的炎热天气，使这里的人们习惯了穿色彩斑斓的清凉衣衫。在穿过一大片草地时，看到很多同样穿黑衣服的人聚集在广场空地上，这一大片黑色在青绿色的草和砖红色建筑的背景下，异常触目，忽然想起上周五校园发生了一件凶案，华裔心理学教授曾晓峰（Bosco）被他的博士生刺杀，这是学校为曾晓峰教授举办的追思会现场。

上周日，我收到学校群发的关于这场事件的邮件时，内心震动。因为事件发生的那一刻是下午四点半，我下课赶校车，还经过他遇害的大楼。四点半的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，没有太阳的加州不仅温度会骤然变低，在夜色中，也会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出现。我赶在危险的夜来临前逃离校园，却没有想到最近的危险，就在身后的大楼里，一个教授胸口被刺中二十几刀身亡。

一搜Bosco的名字，网上很多他的照片，他眼神温和，穿着极其朴素——是中国人八九十年代的朴素，而不是美国人的随意。他生于北京，在香港长大，九十年代初在美国大学拿到博士学位，在南加大任教15年，是这个领域极为出色的学者。他的一位共事5年的同事，一位年轻的白人女性，戴着墨镜上台回忆他，第一句话就哽咽：“我有很多话要跟他说，可是他永远听不到了。”在我身后站着他的一位学生，不断地重复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。 在他更多学生和同事的文字里，他热情慷慨、乐于助人，会在和咨询他的学生结束交谈后，给学生买一杯热的绿茶。平时对待终结他生命的疑犯，也是像“父子一样”。这种众人口中的好，不是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”的礼节意义上的好，美国文化不会为了礼节扭曲自己对一个人的判断，在真实的尊敬中，是真实的哀痛和伤感。

 人们对一位受人尊敬的被害者Bosco意外离世的痛，在常理之中，但另一种痛，却让我意外。我不断搜索社交网络上人们的态度时，竟然发现，对事件的另一个当事人，28岁的嫌犯David Jonathan Brown ，他的同学们竟没有谴责、痛斥，相反却表达了同样的痛惜。David 是Bosco教授的五个实验室博士之一，他在事发现场被捕，被认为进行了“一场有预谋谋杀”的他，在被捕时没有反抗。警方并未公布他的照片，奇怪的是，在系里的网页上，其它几个博士生都有照片和简介，他名字右侧的介绍栏，却是一片空白，就像所有的新闻稿里的他，只有他的名字和罪行。

   David的几位同学，事发后的反应非常一致，在得知导师的死讯后，他们脑海中隐约出现一个自己并不愿被相信的线索：凶手会不会是David？Brenton Keller，他的一位同学写道：“David，我不敢相信是你，也不敢相信你的所作所为。但是当我听到这场谋杀时，我就祈祷不是你，我一整天都在搜索新闻，希望不是你，现在，我坐在这里，心狂跳，手指颤抖。”

 为什么他的同学们会怀疑David？莫非他在日常生活中十恶不赦？答案显然不这么简单。大家在日常交往中对David的印象是非常“nice”但“有所保留”。他极为聪明，为人处事十分温和，但最近一段时间，不只一个同学发现了他的不正常。去年David曾以个人原因为由，休学了一个学期，他再次回来后，发现自己很可能被取消博士资格——可能这是导致他走向极端之路的诱因。

  这些同学们都是心理学博士，对人行为反常的细微之处会有超乎常人的敏感。Brenton 仔细回忆了他的反常。尚未有心理学执业资格的Brenton，凭借自己对心理学的研究，在和David 的数次谈话中，认为David有躁郁症。平时，David经常会闲扯哲学和神经科学交叉的领域——这其实不是他的研究领域。在压力极大的博士生涯中，花费过多事件谈论非研究领域的课题，并不理性。有时候他会消失一段，回来后告诉Brenton自己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入睡。在他一开始逃课的时候，很多人认为他只是懒惰，在Brenton和他深入交流后，觉得David承受的痛苦（躁郁症）远远不是“懒惰”能解释的。尽管如此，Brenton依旧认为，David是他们之中最为优秀的一个。他非常后悔，当时没有直接同David指出他的行为存在问题，尤其是做为一个专业人士，他知道这种精神上的问题需要教授进行专业指导，而不是同学间的几次深入聊天就能解决的 。另一位同学也表达了同样的难过，在她感觉到David的焦虑不安后，曾试图和他深入聊天，但发现聊天漫无边际难以进行时，她选择了停下来，而不是深入下去。

 Brenton和他同学们经受着几个层次的双重折磨：他们不仅是受害人Bosco教授的学生，也是凶手David的同窗；他们尊敬Bosco，也比一般的人更了解作为人、而不是一个凶手的David；他们是受到情感冲击的正常人，也是对心理学有所研究的专业人士。也许他们停止痛苦的最简单的途径是，把David当做一个天生的恶魔，狠狠谴责他，一切矛盾都会消失，但是他们没有。这种把一部分人先天打上恶魔烙印的“集中营式思维”，并不罕见，它简化了事物的复杂性，在保护自己情感不受冲击时，也让自身变的冷血，而世界没有因此变好。

 他们选择了一种更复杂，更温暖的方式：用理解和专业去解释David。建议人们当遇见同样的情况，应该去寻求更专业、更可行的阻止悲剧的方式。Brenton最后写道：“那些做出这种事情（杀人）的人，和我们并没什么不同。有些事情只是给我们压力，但会逼着这种类型的人到达一种极端的状态。”他唯一能确定的是：“以后当我们遇到在压力之中的朋友，试着去和他交谈，试着真正理解他，帮助他寻求合适的帮助，而不是继续谈论一些表面的话题。”——也许这是解决仇恨的最好的方式。